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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唯一的突破口是周琅发现中国官员不太乐意管洋人的事情。

    这种现象周琅从历史书上都读到过，可一般理解为满清官员畏敌如虎，将其视作是封建统治者的色厉内荏，只敢对本国老百姓蛮横，对洋人奴颜婢膝，这种带着情绪的批判，显然有失公允。

    到了这个时代，周琅也发现了这种情况，一开始他是不太理解的，如果说鴉片战争后的满清官员是畏洋如虎的话，那么乾隆时期的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，可官员们还是不太乐意跟洋人打交道。

    后来周琅了解了，是嫌烦！

    这主要是广州官员，因为早先是一口通商，只有广州的官员能接触到洋人。

    夷人事多，这是广州地方官的普遍心态。

    他们认为这是蛮夷不懂得容让，凡事都要争。

    在西方人看来，这是权利意识强。可中国传统统治学讲究的是息讼，也就是不鼓励老百姓打官司，认为打官司是民风不好的体现，是大家不够和睦。所以那个地方的官司越多，则说明当地民风不好。

    这种观念可不是一般懒惰官员的观念，而是文官中十分普遍的心态，明朝大圣人王阳明这种人都抱有这种观念。

    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，王阳明在地方做官，他一个朋友要告别人，王守仁说：“你等数日直到心平气和时再来和我说。”过了几天那人又来了，说他已心平气和了。所以来告状，王阳明说：“你都心平气和了还来干什么”。

    这个故事很能反应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思想，那就是鼓励忍让、包容的社会风气，因为儒家强调的是仁爱这一套东西。

    王阳明后来创制保甲性质的《十家牌法》中也明确规定，“十家之内有争讼等事，同甲即时劝解和解，劝解无效才许见官。”“心要平恕，毋得轻易忿争;事要含忍，毋得辄兴词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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